富人崛起与就业困局并存，未来应平衡效率与公平
在探讨社会经济的动态发展中，我意识到，真正的活跃源自“民间活力”与“国家秩序”之间的平衡。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复苏，都在于这两者的相互作用。如今，面对科技进步带来的挑战，我们亟需在“技术效率”和“社会公平”之间找到相应的平衡点。过去民间金融的复兴是基于资金的流动，而今天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人，尤其是那些被算法、资本和技术替代焦虑所困扰的普通人。
我的父亲文化水平不高，他对科技飞速发展的不满溢于言表，认为若继续这样下去，很多人都将失去工作。然而，一些人的财富却在膨胀，长鑫科技的上市，带来了大量的亿万富翁及百万富翁，与曾经的杭州形成鲜明对比，而普通人却依然被抛在了后头。年逾七十的父亲虽然没能参与潮流，然而在日常生活中，他依旧沉浸于短视频，为那些处于潮头的人们贡献着自己的时间。
朋友们经常询问我今后的出路，而我对此其实也感到无从回答，心中感到一丝焦虑。另一位朋友周为筠则一直对我的写作表示不屑，他认为写作的未来会被AI取代。正如过去机器取代了人类的体力，如今人工智能正在取代我们的智力和创造力。当写作、绘画和音乐这些昔日仅属于人的领域都能由算法生成时，我们人类又何以自处？
我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朋友吴慧分享了《新周刊》举办的三十周年文化沙龙的消息，这个本应庆祝的日子，似乎对传统纸媒而言更像是黄昏的前奏。曾几何时，我十分热衷于这本杂志，但如今已久没有翻阅。作为嘉宾出席的作家匪我思存提到，AI无法替代人类的情感，这让我觉得人类依旧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。然而，联想到动画片《机器人总动员》中的瓦力与伊娃，心中又隐隐觉得，连机器人的情感也可能被模仿。
因此，人类必须重新“盘活”自己。 在我与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同仁共同出版《盘活：中国民间金融三千年》时，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：盘活如今是最紧迫的需求，也是未来的出路。回顾过去四十年，中国经济一直强调“效率优先”，这一点无可厚非，正是这种高效率带来了今天的繁荣，并推动了高铁以及5G网络的发展。然而，“效率优先”也带来了资源的集中，使不少人被甩在了后头。
以前中国的民间金融在权重的阴影下努力提升市场活力，而现在我们必须努力突破科技和金融垄断的双重束缚，让普通人能够更好地使用自己的财富，以及确保技术服务于人类，而非支配人类。显然，今天的“盘活”不仅限于推动经济发展，而是要让被技术和资本僵化的人与资源重新流动，重建价值与尊严。
换句话说，从追求效率和价值最大化转向追求公平。这不是空洞的道德口号，而是对现实状况的回应。当技术能创造出充足的物质财富，AI也能替代大量重复劳动时，人类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不再是如何提升生产，而是如何实现更公平的分配。过去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将“蛋糕做大”，现在即便蛋糕再大，如果分配极为不均，社会的挣扎与分裂将愈演愈烈。
公平绝非均等主义，它要求每一位普通人都能拥有不被取代的尊严及向上流动的可能性。城市的活力不应仅仅体现在“引入多少高科技企业”“诞生多少亿万富翁”之上，真正应问的是：这些企业的到来，让多少当地人获得了体面的工作？让多少年轻人能够负担得起住房、能够结婚生子？以及多少被AI取代的中年人，有了学习新技能的机会？近年来，长鑫存储所处的合肥在努力对接人才公寓、保障性租赁住房以及扩展医疗教育资源，这些措施可以视为补救“效率优先”时代所遗留的公平缺失，但仍显远远不够。
活化一座城市，不是让它更高、更快、更强，而是让它更温暖、更柔软，更多地关注人性。那么，如何具体实践这一点？首先，要重新定义科技的价值尺度，不再单纯以“颠覆了多少行业”来评判，而是以“创造了多少有尊严的岗位”作为衡量。比如，深圳的一些制造企业在引入AI质检过程中，同时将被替代的工人培训为AI标注师，这种人机协作的模式就是一种“盘活”。其次，需要精准的财政与社会政策支持，以便将资源有效地提供给科技冲击最严重的群体，比如中年蓝领以及低学历服务人员，而不仅止于救济，而是为他们指明发展路径，包括免费的技能培训、过渡性岗位和创业支持。最后，必须突破“赢家通吃”的垄断格局，反垄断并非要打击特定对象，而是要确保中小企业和个体户有重新获得生机和发展的机会。